Vicky（化名）家住伯明翰，在她的记忆中从没出现过亲生父母的身影，
她出生于上世纪70年代，7个月时就被人收养，是在收养家庭长大的，
虽然从小就有家可以回，但这个家庭终究和其他家庭不一样，
“身世问题”成了Vicky的一个包袱，小小年纪就生活得非常压抑。
（Vicky）
18岁那年，Vicky终于鼓起勇气决定弄清自己的身世，开始打听自己的亲生父母，
她通过一位社工找到了自己的社会服务记录，幸运的是，里面真的记录着亲生父母的信息，
但这份记录也给她带来一个晴天霹雳的消息：
她的母亲生下她时还是一名少女，只有13岁，
年纪轻轻还未成年就怀孕生女，并非母亲本意，那是被强奸造成的意外，
亲生母亲当时没有能力照顾她，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Vicky会被人收养。
Vicky的亲生父亲一栏，赫然写着当年那名强奸犯的名字，
他当时30多岁，是母亲一家的熟人，
记录里写着，母亲当时去他家当保姆打工，却被他强奸并怀孕。
好不容易找到了亲生父母，得知了自己的真实身世，但没想到自己竟然是一起强奸案的产物，
Vicky的心情从震惊、到难过、再到愤怒，有太多情绪无法释怀，
其中最让她不能接受的是，母亲作为案件受害者，一直没能得到公正的对待，
生父作为一名强奸犯，却从未被起诉，仍旧逍遥法外。
“记录中有7处不同的地方都明确地写着那是强奸，”Vicky说，
“里面还记录着他（父亲）的名字和地址，社工、警察、卫生部门的人都知道案件的情况，”
“但他们没有采取任何措施！”
“就我而言，我替我的生母感到无比愤恨和委屈。”
Vicky后来找到了生母，母女俩见过名，重逢的场景让她觉得“不像是现实”，
那起案件改变了这两位女性的人生，也是她们都躲避不开的话题，
Vicky以为她终于找到一位能够完全理解她、和她一样对强奸犯生父恨之入骨的人，
但她发现她想错了！
不同于忿忿不平的Vicky，母亲作为案件最直接的受害者，态度却非常冷淡。
母亲从13岁案发开始就备受打击和折磨，人生也一度跌倒谷底，
她当初也像Vicky一样想过维权，可警察的态度让她心碎，
警察不仅没帮她讨回公道，反而贬低和打击她这位受害者，
处处遭受冷遇让母亲心灰意冷，她因此并未要求警方起诉案犯，
经过那么多年，案件的伤痛一点点被时间磨平，愤恨也变得麻木，
现在母亲已经完全不想再回忆起案件的事，也不想再大费周章打官司了。
母亲的想法Vicky虽然能够理解，但她并不认同，她一直认为生父没被起诉是不公平的，
他当初的犯罪行为不仅伤害了生母，也彻底影响了Vicky本人的人生，
她无法在亲生父母身边长大，反而要背负着“强奸犯和受害者的孩子”这样沉重的身份生活，
这件事不能就这么算了，需要有人为她们母女俩的痛苦负责。
“我的DNA就是证据，我就是行走的犯罪现场。”
“这些内容都是有记录可查的，人们应该会认真对待吧。”
“我希望他被追究责任，我想为妈妈伸张正义，也想为我自己伸张正义。”
“他选择做出那样的事，那件事也影响了我的整个人生。”
既然生母已经无意追究，Vicky决定自己打官司讨回公道，她要打官司的行为虽然得到了生母的支持，但还面临一个窘迫的问题——
如果受害者本人并不愿意提告，那打官司的话，谁来当原告？
Vicky的情况还真不是无解的，她也许能进行“无受害人起诉”，
无受害人起诉是指在强奸或家庭虐待案件中，受害人拒绝或撤回起诉，
但案件证据确凿，无需受害人本人出面，官方也可以对嫌疑人进行起诉，以维护公众利益。
如果计划顺利，即使生母不出面，Vicky也可以请警方对生父提起诉讼，
但现在分歧也出在“无受害人起诉”上，Vicky收到了两种不同的反馈。
一方面，很多警察、社会服务部门、律师和国会议员告诉她，
她“不是案件受害者”，所以不能提起任何诉讼。
根据政府的定义，“受害者”只能是因犯罪案件直接受到身体、精神和感情上伤害的人，
也就是说，Vicky生母的案件中，受害者只有直接受到伤害的生母一人，不包括Vicky。
对此Vicky自然不甘心，她始终坚定地认为自己也是受害者，也有权利提起诉讼，
“由于当年的犯罪行为，我出生了。”
“我的整个生命都是因它而起的，但没人把我当成受害者。”
“我就是那起强奸未成年人的案件的活生生的证据，但没人在乎，这是怎么了？”
另一方面，也有人支持Vicky的想法，
比如伯明翰工党议员Jess Phillips女士，她表示“因为强奸而出生的孩子绝对应该被视为受害者”。
“这毫无疑问会对一个人未来的感情走势、生活、自我认知产生影响。”
“就好像在家庭虐待案件中，一个孩子在案发家庭长大但没受过虐待，我们不会因为虐待事件只发生在他身边而没直接伤害到他，就认定他不是受害者。”
“在这起强奸案中，我们认为同样的评判标准也适用。”
所以，她认为Vicky有权请警方对强奸犯提起诉讼。
同时，议员也表示对这起强奸案进行起诉“绝对符合公众利益”，因为罪犯仍然活着，
“那些多年来被指控的人不应该神奇地销声匿迹，他们对社会可能依然构成威胁。”
议员表示无论案件过去多久，受害者都应得到正义，政府应该把保护民众安全当成首要维护的利益。
（议员Jess Phillips）
好在，即使面临两种不同的意见，过程中包含很多困难和挫折，Vicky的案件也一直在推进。
Vicky曾经在身上装上隐藏式摄像头，接近生父并试图和他套话，
摄像头记录下两人的谈话，谈话中生父既没承认也没否认当初强奸的罪行，
这或许可以被理解为“默认”，再加上有DNA证据，案件的证据十分充分。
“这可能是少数具有无可辩驳的DNA证据的陈年旧案之一。”
“我希望警方进行DNA检测。”
“我希望警方和社会服务部门为他们的失职道歉并吸取教训。”
“我希望对‘受害者’一词进行新的定义。”
（示意图）
Vicky本人在努力，警方对案件的态度也有所松动，
警察局公共安全保护部门的负责人表示，他们从没有低估Vicky“毫无疑问遭受到伤害”造成的心理影响，
之前的做法都是有一定历史因素的。
70年代案件发生时，警方没有从受害者一方收到对强奸犯的指控，
2014年Vicky和生母提出想打官司时，生母也不愿意合作，
按照法律规定Vicky不能被认定为受害者，这种结论受到了相关部门的审查和认可，并非警方擅自决定的。
2018年4月开始，伯明翰儿童社会护理服务方面的工作由伯明翰儿童信托基金会接管，此后警方就再没接触过Vicky，
不过负责人表示：“现在处理未成年人指控和伤害事件的方式与70年代已经大不相同了。”
“如果Vicky觉得有必要，我们很乐意和她见面，一起谈谈这件事。”
（示意图）
即使生母已经灰心，不愿旧事重提，但Vicky希望讨回公道的心却一点儿都没有动摇，
因为特殊的身世、经历，Vicky决定据理力争讨回公道，
为了生母，也是为了自己。
“从小被收养这件事给我带来很多挫折，几乎把我击溃，这种创伤影响了我人生的方方面面。”
“（对于案件）我会坚持不懈的，因为我知道那是错的。”
“我想要正义。”
ref：
https://www.bbc.com/news/uk-4908254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