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月前，在新冠病毒世界疫情爆发初期，
这艘游轮被困在日本海域，随后又因其感染人数众多，隔离方式不当而获得全世界的瞩目。
三个月后，所有经历了这一切的人们依旧惊魂未定，
有记者走访了当时船上的乘客，船员，甚至船长，从他们口中还原出了一个真实又痛苦的故事……
【欢声笑语的远航】
就像所有恐怖电影的开场，人们为眼前的华美所倾倒，对即将到来的危险一无所知。
这是钻石公主号1月20日从日本横滨出发后的第四天，晚上举行了公主邮轮著名的“香槟瀑布”活动。
（图为之前其它公主号上的活动示意图）
三百个高脚杯垒叠成金字塔的形状，出席活动的乘客将带着金色泡泡的香槟从上而下倾泻，其他几百位乘客兴高采烈的拥挤在周围观看。
随后这些酒杯被人传人地分发了出去，每个人都拿着酒杯，互相合影留念。
此时此刻，钻石公主号还在大海上漂泊，
沉浸在纸醉金迷中的人们并不知道，这趟旅程会对他们乃至全世界，做出怎样的改变。
在船上，有两对来自美国的夫妇，年龄都在60多岁。
一对是Carl和Jeri Goldman夫妇，一对是Mark和Jerri Jorgensen， 他们自称“四个朋友”，结伴旅行。
（从左到右为： Mark, Jerri, Carl和Jeri）
Carl和Jeri Goldman在洛杉矶有一家家庭经营的电台，Mark和 Jerri Jorgensen则在犹他州开一家康复中心，四个人都算得上事业有成。
这天晚上他们都没有参加香槟瀑布，倒不是因为小心谨慎，而是他们是公主号游轮的常客了，对这种活动早已见怪不怪，比起凑热闹更想早点睡觉。
至于新冠病毒？
对不起，在登船之前他们每个人都有着工作或家庭方面的问题，所以根本没有怎么关注新闻。
在抵达东京的时候，Carl注意到有很多人带着口罩，但是他也没有多想。
据他们回忆，在游轮上的前四天没有任何异常。
毕竟，这是一辆有18层的豪华客轮，好玩的太多了。
在船上，有十几家餐厅，众多的酒吧和夜总会，
2666名乘客可以使用四个游泳池，电影院，水疗中心和赌场。还有上千名船员为乘客们提供着豪华的服务。
谁还顾得上在房间里看新闻什么的呢？
情况在第五天有了小小的变化。
第五天，他们抵达了中国香港，下船时，当地卫生部门的工作人员用温度计扫描了他们的额头。
除此之外，也没什么了，“四个朋友”游览了城市，欣赏了灯光秀，据他们回忆，马路上的人并没有变少。
登船一个星期后，钻石公主号继续远航。
他们在中国台湾吃了街头小吃，在越南玩了皮划艇。
虽然在台湾的时候，他们看到了各种充满恐慌的新闻头条，走到哪儿都有人测体温，但是莫名其妙的，他们就觉得自己在船上很安全，与世隔绝。
此时的他们尚且不知道，船上有一位80岁的男性乘客在旅行的时候一直在咳嗽，并且在香港下了船。
随后，他因为发烧入院接受隔离治疗，后确诊为新冠病毒感染，发病日期，1月23日——也就是游轮从日本鹿儿岛前往香港的途中。
病毒，早已在船上蔓延……
在距离行程结束只有两天的时候，游轮公司的工作人员看到了乘客确诊的新闻。
除此之外，他们还收到了两封警告邮件，一封来自香港港口，一封来自香港政府的一名流行病学家。
但面对接二连三的警告，游轮方是怎么处理事情的呢？
据游轮公司的管理人员称，他们在接到警告的第二天就采取了行动，更加频繁的进行消毒，配备额外的消毒液，经常更换自助餐餐具等等。
但据船上的乘客，包括“四个朋友”都说游轮没有做任何引起乘客注意力的事情。
等到2月3日，原定的旅程最后一个晚上，“四个朋友”正在餐厅里用餐，忽然听到了船长的广播。
船长Gennaro Arma操着浓浓意大利口音的英语告知所有人，有乘客被感染新冠病毒了。
因此，在抵达横滨之后，每个人都要在船舱里多呆一天，等待日本卫生部门的人员来对他们进行扫描。
在场的乘客面面相觑，不知道这个通知究竟代表着什么。
但很快他们就把这件事抛掷脑后，吃起了大餐。
“四个朋友”吃完饭就疲乏去睡了，但他们说，有很多乘客当晚还是去了夜总会或者电影院玩耍。
因为大家都觉得，兵来将挡没什么好急的……
他们还在“假期”，现实世界里的事情可以等等再议。
【被困开始: 乘客不安】
24岁的Sonali Thakkar是钻石公主号上的安全巡逻员。
从小在印度孟买长大，她一直渴望看看世界。在获得这个工作之后，她感觉自己梦想成真。
2月3日，在船长宣布完有乘客确诊的声明之后，她接到了紧急电话，让她前往舷梯。
站在舷梯附近，Thakkar发现，此时站在船上已经可以看到来自日本城市的灯光。
难道要靠岸了？
并不是，船停在了距离岸边一段距离的地方。
随后，她的对讲机响了，有一些日本船只正在靠近。
在这之前，游轮的工作人员之间其实流传着不少关于新冠的说法，弄得人心惶惶，
但Thakkar说，管理层一直都让他们不要担心，所以她也没有太当回事。
可是现在，当看到超过二十名穿着防护服带着口罩的日本工作人员出现在甲板上时，
她忽然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这个病毒可能比所有人想象的更要可怕……
Thakkar看到这些日本人径直走到了船长办公室。
没过多久，船长就对所有乘客宣布，狂欢结束，所有人必须立刻回到自己的房间。
到了第二天早上，
人们清晰的意识到钻石公主号被困住了！
游轮靠近海岸，但没有触碰到港口，来自日本的医护人员散落在船上对病毒的传播状态进行评估。
玩了两周的游客们终于有点危机感了，虽然仍有不少在出入餐厅，但大部分都乖乖的呆在自己的房间里。
他们大多数人都认为，自己第二天就可以下船了。
在来自世界各地的乘客里，有几位来自中国。
作为香港人，Yardley Wong和她的丈夫比绝大多数乘客都更加清楚新冠代表着什么。
1月25日从香港上船以来，这对40多岁的夫妇在人群密集处一直戴着口罩，和他人保持着社交隔离。
而在船长第一次发布通知后，他俩迅速意识到了危险，把自己锁在了房间里，进食全部都是叫的客房服务。
据他们回忆，隔离的第一天晚上11：30，有工作人员前来给他们量了体温。
两人并无发烧症状，于是他们觉得自己没什么事就上床睡觉了，谁知道了凌晨四点半，他们再次被敲门声弄醒。
门外的人穿着升级了的装备：面罩，护目镜和鞋套，这个工作人员从Wong的嘴里取了样。
采样结束后，夫妻俩努力睡了几个小时，没想到又被船长的声音吵醒。
扬声器里传出他沉重的话语，有9名乘客和1名工作人员被确诊阳性，因此所有乘客必须返回自己的房间，进行长达两周的隔离。
比起释放3700个潜在的传播源，日本当局更想让钻石公主号成为一个“海上隔离中心”，
但彼时的他们不知道，事实上，这艘船后来会被他们变成一个“病毒培养皿”。
–
安全巡逻员Thakkar拿到了口罩并且被赋予了新的任务——在走廊里巡逻。
她的工作，就是每当有乘客走出来问她“到底发生了什么的时候”，她都要劝他们回到自己的屋子里，并且让他们保持冷静。
但实际上，除此之外，她也不知道说什么，因为她获得的信息和他们相差无几。
而且，她自己也很害怕会感染上这种疾病，她才24岁。可现在，她只能不停的告诉自己，要保护好这些乘客。
听到了船长的广播，Wong一家的世界从此就变成了小小的一间房间。这个房间没有窗户，Wong原本对此并不满意，但现在反而变成了庆幸。
躲在房间里，她确切的感受到船上的情况每况日下。
隔离的第二天，船长宣布确诊人数达到20人，到了第三天，人数飙升到了61人。
这种听着广播里的数字一点点增加的感觉太难受了，加上夫妻俩还没有收到自己的检测结果，两人都非常害怕。
更让他们感到恐慌的，是时不时就有被感染的乘客被带下船，甚至有一个就住在他们的隔壁！
通过猫眼，他们看到邻居带着匆匆装满的行李，被穿着防护服的人护送着离开。
据Wong回忆，在这种紧张的氛围里，为了缓解局势，公主号有采取一些措施，
比如，把昂贵的Wifi整免费了，提供电话心理辅导，承诺会退还旅行费用，支付他们回家的费用等。
但对于旅客来说，这点好处无法遏制他们的不安。
于是内部矛盾越来越多，旅客们开始指责床单不干净，指责药物匮乏，胰岛素之类的必需品不足。
焦虑在整个船舱中蔓延……
另一边，日本当局也非常焦虑。
他们没有足够的测试套件来给所有乘客进行测试，因此有的乘客尽管发烧了，却在船上呆了好几天采取医院。
他们给乘客提供了N95口罩和酒精湿巾，但由于被感染的人数一直在上升，这点防护远远不够。
隔离的第五天，69人确诊。
第六天，135人确诊。
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也逐渐暴露。
对于这些被困的“当事人”，他们感觉自己还没外面人知道的多。没有人明明白白地告诉他们具体发生了什么，于是他们只能从新闻报道中搜集有关自己的细节。
甚至有人直接在床单上涂抹了求救信号，挂在了船舱侧面：“严重缺乏药物！”“缺乏信息！”
和Wong一同旅行的6岁儿子问她，“我也会被感染吗？”
Wong试图安慰他，但是她也不得不承认，“如果我们之中有人感染了，那么就会有一段时间看不到彼此了。”
说完这段话，她的儿子开始哭泣。
“妈妈，我不想再呆在这里了，我想回家。”
Wong也开始哽咽，但她无能为力，
“再等几天，再等几天就好了。”
【被困中期：船员恐慌】
Gennaro Arma是钻石公主号的船长，在意大利海岸长大，他从小就像当一个航海家。
当钻石公主号在2004年第一次航行的时候，他是高级副驾驶，一转眼，他已经在邮轮公司工作了二十多年。
驾驶钻石公主号，他也遇到过危机——在2018年，他曾带着船驶过了台风。
他不害怕挑战，甚至热爱挑战，只是这次的挑战他从未经历过，因为他失去了绝对的权威。
他必须要完全按照日本政府和游轮公司的指示进行操作。
但这个操作，“没有操作手册，没有培训，没有规定”。
原本，在日本官员和船员的帮助下，Arma船长想把轮船改造为一个大型医院，并且捣鼓出一个城镇规模大小，能够进行食物药品配送的物流。
但情况并不乐观……
在1045名船员里，在一开始，大多数都对Arma的领导有着热情的反应。
餐厅工作人员开始每天三顿的给1337个房间提供食物。
Dede Samsul Fuad是一位28岁的印度尼西亚裔洗碗工，他工作15小时换班一次，工作内容是把食物残渣从餐盘上刮下来，然后放到洗碗机里。
他听说，在中国武汉有医生工作太辛苦而病倒，他怕自己也过劳，但是主管们一直告诉他“顾客是王”，这让他不敢松懈。
事实上，无论是Fuad，Thakkar，还是其他大多数船员，在谈到在这个特殊时期为顾客拼命工作时，都会为自己感到自豪。
但另一方面，他们大多来自发展中国家，这样的工作是他们梦寐以求的，所以即使再辛苦也得咬牙坚持。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每个人的心态都产生了动摇。
他们拿到了口罩和手套，但并没有接受相关培训。
“每个人都为自己担惊受怕，因为日子一天天过去，感染的越来越多。”一名要求匿名的工作人员说。
还有一些工作人员也要求匿名，因为担心公主邮轮会对他们进行报复，“我们知道有人正在死去。”
一名工作人员回忆起当时的场景，他说，
当同事们送完晚餐，他们都会立刻冲回自己的房间开始洗滚烫的热水澡，或者是用热水洗手洗到手疼。
当隔离的日子一天天增加，乘客们的不安也影响到了船员，他们开始想，自己的牺牲是否值得。
另一个印度尼西亚裔的洗碗工亲眼看见了病毒是如何在厨房里传播的——150个人的厨房，人越来越少。
而他自己，也有些挺不住了。
在进入隔离的第一周，他就感觉身体不适，他不知道这是不是新冠，但是他决定把自己关在房间里15天。
他说，如果钻石公主号不能保护他的安全，他只能自己保护自己。
工作人员的宿舍在乘客层的下方，这里没有能看到绝美海景的大窗户，也没有精致的吊灯。
有管道露出的走廊通往装着双层床的小房间。
疫情爆发后，船员们很快意识到，他们的宿舍变成了“危险区”。特别当一百来号人一起前去餐厅工作的时候，乱糟糟的走廊里，病毒仿佛有了实体。
在后来，疾控中心发布的报告里写道，钻石公主号疫情爆发的早期，在感染的船员里，有3/4都是提供食物服务的人员。他们非常容易把病毒传播给其它船员和乘客。
有些船员采取了自己所能想到的一切办法来预防。
一个印度裔员工表示，为了防止生病，他只吃包装食物，只喝自己房间里烧开的热水。
他很幸运没有被感染，但很多工作人员慢慢接受现实，似乎传播是怎么都无法被避免的，毕竟他们要一直工作。
当所有乘客都按照教导呆在房间了之后，Thakkar又回到了舷梯，她现在的工作是清数确诊并被带下船的乘客。
大部分确诊的乘客是走下船的，等待救护车，还有一些则是被担架抬下去的。
在隔离的第八天，她数了，一共有39个人，所以确诊的总数变成了174人。
可是糟糕的是，在这次交班时，她自己也出现了发抖，咳嗽的症状。她给船上的医生打了电话，对方命令她在自己没有窗户的小房间里自我隔离。
还好，她的测试结果是阴性。
但她的室友被检测出阳性然后被带走了，Thakkar不知道自己的症状究竟是怎么回事。
在屋子里，她翻看着手机上的新闻，读着各种关于新冠病毒的警告，她忽然意识到，这个隔离并不是想要保护船上的人，而是想要保护外界的人。船上的人，只能自己照顾自己。
于是，她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她联系到了印度的新闻媒体，“我们寻求印度政府的帮助。”她说，她和其它印度人都不想再呆在船上了，“因为这里有太多被感染的人了。”
她不是唯一一个向外界求救的，一名印度裔厨师也在Facebook上发布了视频，“请救救我们！“
“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想说些什么，因为如果不这样做，我不知道我和其他人明天是否还活着。”
即使是那个最开始态度很坚决的印度尼西亚裔洗碗工Fuad，也开始恳求自己的政府前来营救自己。
随着新闻媒体的报道，Thakkar的信息被传送了出去，还有数百个和她一样的人发布着严肃的信息。
当然，在乘客中，也有一些自娱自乐的，乐呵呵的发布着每日的饮食照片和评论。
但无论是哪种，他们都吸引了来自全世界的注意力。
随着病毒在数十个国家开始蔓延，越来越多的人发现了事情的严重性，对钻石公主号忧心忡忡。
特别是当隔离到了的第九天，确诊人数达到了218人——钻石公主号的感染人数超过了除中国外的任何地方。
【被困尾声：确诊和撤离】
住在Thakkar楼上六层的，是那两队来自美国的夫妇，“四个朋友”。
比起其他人，他们乐观多了。
因为两个套间是联通的，所以他们会在自己的大套间里看电视，在阳台上做障碍训练。
虽然时不时就能从阳台上看到有西装革履的人带着乘客坐上救护车，但他们依旧努力看着积极的一面。
因为他们觉得，自己平常热爱健身房，即使被困也坚持运动，身体充满了活力，所以应该不会生病吧？
和Thakkar不一样，他们很富裕，虽然他们有时需要远程工作，但他们不需要为生计发愁。
健康，有美国护照，还有成功的企业，甚至有一位参议院的助手私下联系了他们，说他们的情况正在被监测中，因此他们的隔离生活还算差强人意。
……直到情人节那天，他们的隔离即将结束时，Jerri Jorgensen (图左）开始发烧了。
他们没有打电话给医生，认为她只是着凉了，睡一觉明天就会好。
但非常巧合的是，在第二天早上，穿着防护服的日本工作人员敲响了Jorgensen夫妇的房门。
这些工作人员不会说英语，只是交给了Mark一张纸，
上面写着，阳性。
几天前，Jorgensen夫妇接受了检查，
Mark因为正在为肾脏移植做准备而服用了免疫抑制剂，于是他以为是自己确诊了，于是他说，“好吧，你们什么时候带走我？”
但是工作人员摇了摇头，
他们带走了他的妻子Jerri——一个山地车爱好者，运动狂人，“四个朋友”里最健康的那个。
在隔离的第十二天，Jerri成为了第285名确诊病人。
她没有带太多东西离开，就钱包，护照，洗漱用品和一本书。
Mark不被允许和她一起离开，于是Jerri说，“当我见到你时，再见。”
然后，一辆救护车把她带走，行驶了四个小时。
Jerri看着车外的风景，天慢慢变黑，路灯亮起，她不知道自己被带到了哪里。
在她离开后不久，包括剩下的“三个朋友”在内的428名美国人接到了通知，将被美国政府撤离。
Mark考虑是否要拒绝这个提议，但是最终他和Goldman夫妇认为，没有必要。
因为即使呆在日本，他也见不到妻子，如果她的情况变糟了，他也可以立刻飞过来看她。
一直以来，Carl Goldman都有写博客的习惯，在被隔离的日子里，他的博客都是充满乐观的。
唯有这次，他悲伤的写道，“朋友的离开让我们震惊和绝望，我们的下一段旅程可能需要一段时间，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发文了。”
花开两朵，各表一枝。
美国政府能这么快派人前来撤离，有一个不得不提的重要人物：Arnold Hopland。
他是一名船上的乘客，也是一名来自美国的医生。
在2月初，由于美国境内并没有确诊病例，
所以联邦政府对于如何应对这种病毒，又如何处理钻石公主号上的人都不太清楚。
美国疾控中心给出的建议是，不要把人带回来——因为他们可能会把病毒带到美国，而日本可以处理好事情。
但随着船上的感染人数越来越多，眼看美国政府依旧没有操作，Hopland医生坐不住了。
他打了个电话给自己的朋友，同样做过医生的共和党国会议员Phil Roe，向对方详细的描述了船上正在发生的一切，并且说服他美国必须要采取措施。
接着，Roe在国会关于新冠病毒的会议中设法引起了卫生部门高级官员的注意力，他向对方保证，Hopland是一张王牌，一定要听他说话。
这位高级官员思考是在三，为他和Hopland组织了一场国际视频会议，除了这三个人，会议里的成员还有来自川普政府、疾控中心和国务院的几位高级官员。
坐在自己的房间里，Hopland用自己的专业素养向所有人描述船上情况，并且证明，船上的美国人可以安全地撤离，然后再在美国进行隔离。
他强硬的表示，如果再不撤离，所有人都会有危险。
在Roe的支持下，其他人都被被说服了。
后来，据《华盛顿邮报》的爆料，
正是Hopland的细节和Roe的敦促，使得官员们最终决定带游轮上的美国人撤离。
做出了决定，美国政府立刻就开始行动了。
他们联系了健康安全全球负责人James Lawler博士，让他负责把人带回来。
这是一位曾在小布什和奥巴马政府担任过大流行病预防工作的大牛。
不仅在科研领域有着多年研究，还曾多次前往世界上最危险的疫区进行现场勘察，实战经验也丰富。
接到电话，他欣然同意了，
于是，他和一名来自哈佛大学的医师接管了15名来自联邦灾难医疗救助队的专业人员。
之前，美国和日本曾为东京奥运会的到来制定过灾难撤离的协议，现在，这个协议提前激活了。
在Jerri Jorgensen发烧的当天，2月14日，Lawler和他的团队抵达了横滨酒店的大堂。
他们原定的计划是：
在钻石公主号上给所有美国人做测试，然后在72个小时内，把所有没被感染的美国人带回祖国，把呈阳性的人暂时转移到日本医院。
但是计划永远赶不上变化。
在第二天早上（2月15日）， Lawler博士和三名美国医生跟在一位日本医生的后面，登上了钻石公主号。
他们都带着一种特殊的头盔，呼吸从臀部呼吸器里供应的氧气。这种呼吸工具名叫动力滤净式呼吸防护具（PAPR）。
Lawler博士认为PAPR特别重要，以至于在前往日本的之前，还专程去了趟洛杉矶进行采购。
但是，当他们全副武装小心翼翼地登上船，却惊讶的发现，带领自己的日本医生居然戴着一个外科口罩就敢在船上乱窜。
而当他们走在游轮里时，发现了更多的问题。
他指出，有些日本卫生工作人员并未遵守隔离条款，
虽然有一部分穿着防护服，但其他人都只戴了个帽子和普通的外科口罩。
他还发现，乘客可以在船的某些地方自由移动，穿着便服的船员就只戴着一个口罩在给走廊消毒。
这让他非常担心，这些日本的工作人员就这样在船只和码头上来回走动，会不会传染给其他人？
当他走下轮船时，他立刻警告包括他团队的美国人，尽可能的隔离自己，和日本的卫生工作人员保持距离。
事实上，Lawler博士并不是唯一一个对此担忧的，
日本病毒专家Kentaro Iwata，在访问公主号后，也发了一则视频，认为游轮“在感染控制方面完全不足”。
后来，大家也知道的，至少有六名日本官员从公主号上感染了病毒，其他一些卫生工作人员也是如此，
最终日本当局承认，自己的隔离是有缺陷的。
到了2月16日早晨，见识到了船上糟糕现状的Lawler的团队收敛了自己的野心，他们意识到如果给所有人进行测试，可能很多人都无法回国。
于是，他们降低了自己的规则，只要看起来足够健康，没有明显症状，能够忍受长途飞行就可以上飞机。
忙活了一天，到了晚上10点他们才统计完毕。
虽然有十几个美国人因为种种原因选择了留下来，但是大部分人都带着行李，排队坐上了前往机场的巴士。
处理完这一切后，Lawler博士的团队迅速冲回了自己的酒店打包行李，因为担心错过撤离的航班还打了车。
等到凌晨1点，他们终于打到了车，一路飞驰到了机场时却发现，情况不对。
他们倒是没有错过航班，但是这个机舱是空的，除了他们和机组人员别无他人，
事情似乎哪里出错了……
【撤离的坎坷】
时间倒回几个小时之前，“三朋友”跟着另外325名美国人一起登上了撤离的巴士。
这个巴士，花了三个小时在码头转圈子，前往了机场之后，又在停机坪上呆了两个小时，现在距离原定的飞机起飞时间已经过了六个小时。
乘客们困惑又不满，他们精疲力尽。
而对于老年人来说，他们还有个难言的问题，想上厕所！巴士上没有洗手间啊！！
为什么这辆巴士要在路上打转？
因为此时此刻，在因为时差还是周日下午的华盛顿，有一帮子人正在开会讨论着这车人的命运。
就在乘客们离开公主号的时候，有日本官员告诉美国官员，某些登上公交车的乘客在几天前已经测试出阳性。
这让美方方寸大乱，包括Fauci博士在内的美国政府新冠反应小组的高级官员都在争论该怎么做。
美国疾控中心的人担心这些人的到来会传播病毒。
国务院副首席医疗官William Walters则认为无论如何都要带大家回家。
同样支持撤离的人指出，飞机已经准备好隔离的空间，可以用来收容病人。
这厢还在辩论，那厢巴士上的人已经呆不住了，他们非常想要一个厕所。
Carl Goldman带着口罩，非常困难的呼吸着，雾气已经模糊了他的眼镜，但他同时在努力控制着即将爆炸的膀胱。
他听到，有些年长的人已经开始哭泣。
乘客们的反抗有了作用，他们被允许在车外用瓶子解决问题，并且会带他们到附近的航站楼。
最终，Walters和国务院的其他人赢得了辩论的胜利。
卫生与公共服务部的官员也支持他们，“在这个阶段再把美国人留下的想法实在是无法接受。”
而疾控中心的人依旧担心这些乘客会把病毒“空投”到美国，他们强烈反对这一决策，以至于拒绝在宣告里写上自己的名字。
终于，经过漫长而复杂的日本移民局的手续，
这群兜了一晚上圈子的美国人终于可以走下巴士，登上飞机。
Lawler博士坐在其中一架飞机里，
他原本以为可以看到井然有序的登机队伍，但实际上他看到的，是所有人拥挤着冲进飞机，“一团混乱”。
这些人跌跌撞撞的穿过狭窄的飞机通道，并没有按照指示坐下，而是全部奔向了飞机后部的四个洗手间。洗手间很快就满了，有两个甚至因为达到了极限而被关闭。“飞机尾部真的太臭了。”Mark Jorgensen说，“人们在那呕吐，真的太恶心了。”
当飞机起飞后，Carl数了下，他飞机上排队等着上厕所的人有50多个，也就是说至少要等30分钟。
他的妻子Jeri Goldman还能记起那噩梦般的回到，“这个味道真的太不真实了，我们不得不把自己盖在毯子下，因为真的太臭了。”她最后靠安眠药才睡着。
Carl太累了，直接就睡着了。
但在几个小时之后，他醒了，并且发现自己发烧了。
经过体温检查后，他走到了飞机尾部，那里用巨大的塑料膜隔开了一个空间，专门收容生病的人。
坐在隔间里，他努力不去想身边一直咳嗽的乘客和就在他右侧散发着臭味的厕所。
Lawler博士并没有和“三朋友”坐在同一架飞机上，
在长达16个小时的飞行时间里，他还在继续为飞机上的乘客服务。
在他的飞机上，也逐渐有乘客出现了症状，他对此并不感到奇怪，他认为还有更多的人处在无症状阶段。
当飞机终于抵达美国，疾控中心的人接管了所有无症状的乘客。比如，Mark。
他们被带到军事基地，进行为期两个星期的隔离。
而被测出阳性的病人和他们的配偶，如Carl和Jeri夫妇，则继续坐飞机前往奥马哈市。
下飞机的时候，Carl觉得自己还挺有力气的可以自己走，但医务人员坚持让他躺在了担架上——这一幕制作成了生动的电视画面。
救护车将病人们拉到了内布拉斯加大学医学中心，Carl在那里进行了隔离。
轰轰烈烈的撤离终于结束了，Lawler博士也是感慨万分，
对于政府这个临时决定的撤离政策，他表示，“总体而言，这是一项了不起的壮举。考虑到这种情况，这是能做的最好的选择。”
【隔离和回家】
Carl Goldman被关在奥马哈市中心的一所医疗大楼特殊楼层的隔离室里，这些隔离室上一次使用还是在2014年埃博拉爆发之时。
但现在，这里装着十几个从钻石公主号上感染了新冠病毒的人，差不多是当时美国所有的确诊病例。
为了进入负压病房，Lawler博士和其他医务人员都带着顶级防护装备，PAPR，防护服和双层手套。
还有专门的工作人员负责监督他们，确保每一步都正确执行。
当他们离开病房，回到专门的洗澡房进行淋浴。
大部分时候，Carl都是通过窗户或者电脑屏幕与医生沟通的。
他的症状相对温和，只有低烧和咳嗽，所以他大量的出汗，还喝了很多运动饮料。
他有努力让自己的生活回到正轨上，和外界沟通，尝试着远程工作，当然还在坚持写博客。
他发现，自己隔离的这段时间，外界的疫情正在继续恶化，从成千上万到接近百万，越来越多的人感染了新冠。
从钻石公主号下来的乘客，有两名死亡，这个数字随后变成了三名，六名。
“我们的假期，”Carl写道，“变成了悲剧。”
时间转瞬过去了一个月，Carl还在隔离。
他的发烧消失了，但是咳嗽迟迟没有好转。
他被转移到了另一个病房，在病房里度过了自己的生日，但是没有吹蜡烛，因为病房里不可以有明火。
医生护士给他唱了生日歌，虽然孤独和病痛一直围绕着他，但他依旧很乐观的写道，“我完全掌控了电视遥控器，这是我结婚以来第一次。”
在“四个朋友”的“隔离竞赛“里，Carl输得很惨。
他的妻子Jeri是最先自由的，
她在附近完成了两周的隔离，一直都是阴性。于是她回到了自己加利福利亚的家中，继续开始工作。
虽然她的回归，引起了整个社区的恐慌。
在日本医院隔离的Jerri Jorgensen病情急速好转，她很快就转阴了。
隔离了14天后，她迅速回到了家，又开始投入了山地车的爱好中。
（图左是Jeri Goldman, 图右是Jerri Jorgensen)
在军事基地隔离的Mark Jorgensen没过多久也被确诊阳性。
他被空运到了犹他州的一家医院，因为没有明显症状，他最终被释放，医生让他在家中自我隔离。
于是他和妻子Jerri以带着口罩，保持距离的方式共居一室，随后慢慢康复。
等到Carl终于转阴到被释放，已经是三月中旬了。
此时，WHO已经宣布新冠是一场大流行病，而Carl也成为了美国被隔离最久的男人。
走出病房，他头发都长长了不少，
感觉自己像一个回到了现实社会的野人，和登上公主号期待假期时的心态完全不同。
当他回到家，家里的狗子舔了他，妻子拥抱了他，光是这种简单的身体接触就让他觉得无比幸福。
打开电视，全都是关于失业和疫情的新闻，他意识到不仅自己变了，全世界都变了。
“四个朋友”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其他人的故事，此时也该有一个交代了。
–
Carl离开隔离区的时候，公主游轮公司集团总裁Jan Swartz已经连续几周握着手机睡觉了。
她每天从早上6点到晚上11点处理着危机公关的工作。她曾两次飞到日本，密切关注下船游客们的情况。
尽管公主邮轮号清空了，但大公主号，红宝石公主号接二连三的爆出疫情，她的负担越来越重。
三月中旬，WHO宣布疫情是“大流行病”的第二天，她宣布停止所有的游轮。
有批评人士说，这个决定早就该做了，但是她表示，“我们已经是尽自己可能最快的做出决策了。“
随着疫情的爆发，整个游轮行业都陷入了危机，
面对即将面临着财务和法律的挑战，她不知道，这个行业是否会就此终结。
–
来自香港的Yardley Wong一家回到了自己的家，
多亏他们的机智和警惕，全家都没有被感染。
同时，香港也迅速采取了行动，把疫情牢牢控住，整个城市过上了半封锁的“正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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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是所有的地区都能像香港这样快速行动，
川普在3月10日公开表示，“我们已经做好了准备，我们做得很好！保持冷静，它会消失的。”
两天之后，Lawler博士给众多政府高级官员发去了邮件，认为现在的举措非常糟糕，极力敦促政府实施更有利的病毒控制措施，类似于“在香港运作过的措施”。
但这些邮件的效果并不好，结果大家也知道的。
在一个月后，《纽约时报》引用了他的邮件，并且曝光了这个由政府工作人员和医疗专家们组成的名叫“红色黎明”的邮件群组。
在长达80页的邮件里，详细记录了各位专家是如何发出的警告，而白宫又是如何忽略这些警告，没能即使阻止病毒的传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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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钻石公主号的工作人员Thakkar, Fuad等人，他们也都被自己国家的政府撤离了，
虽然他们的撤离在美国撤离的很久之后，而且这还是他们在社交媒体上一直呼吁的结果。
但无论如何，钻石公主号空了，只留下了一个人。
船长Gennaro Arma。
在和自己的船告别之前，他独自站在船上，一向隐忍的他此刻情绪激动。
从这艘船开始运营以来，他就一直在上面工作，
他们一起经过了大风大浪，并在每次暴风雨中都安全地引导着这艘船前行——直到这一次。
他一直说，这艘船有一个“美丽的灵魂”。
看着自己的船，他感觉自己与她的灵魂共振。
最后一次，他打开了扬声器，和这艘船进行对话。
他告诉她，这不是她的错。
他向她保证，他们会再次见面的，
他说，晚安。
然后，他穿着制服从舷梯上离开，回到了意大利。
他是最后一个离开钻石公主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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