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让荷兰人有娃,就从其他国家偷?女孩被人收养,却是一场骗局

多年来,比比·哈森纳(Bibi Hasenaar)以为自己是不被爱的人。

她被抛弃过两次,第一次是亲生母亲。
她隐约记得母亲的模样,那是个典型的孟加拉女人,有一头长而密的黑发,终日操劳,沉默寡言。

比比是家中最小的孩子,也是唯一的女孩,母亲关爱她。但在她四岁那年,不知道为什么,母亲突然把她和小儿子送进达卡(孟加拉的首都)儿童之家,之后再也没有出现过。

(比比·哈森纳,图片来自卫报)

“那不是一个好地方。” 现年51岁的比比在荷兰的家中回忆说,“大孩子经常抢我的食物吃,哥哥也保护不了我。”

儿童之家的记忆黯淡无光,之后唯一清晰的印象,是陌生人将她和哥哥巴布带上飞机,送到阿姆斯特丹希普霍尔机场。

“那是1976年11月,我记得很清楚,我和四五个被领养的孟加拉小孩一起坐飞机。除了我们之外飞机上空无一人。没有人向我解释任何事,我也什么都不知道。”

(比比和其他孟加拉孩子抵达希普霍尔机场,图片来自卫报)

“我唯一认识的成年人,是在儿童之家见过的英国女人。她说会把我们送到新家庭。一下飞机后,我们等养父母过来接,那里的房间很大,我感觉很冷。”

小小的比比因为恐惧,变得歇斯底里起来,大人们只好用绳子把她绑在座位上。当她发现哥哥巴布被另一个家庭收养,不和她在一起后,她哭得更厉害了。

第二次抛弃,是她的荷兰收养家庭。

(比比的收养文件,图片来自卫报)

大约在新家住了三天后,养父母就对比比厌烦了。她一直很伤心,嚷着要妈妈,要哥哥们,甚至想回孟加拉。

养父母想要一个积极阳光的孩子,不是她这样的。他们打电话给领养机构,说比比需要和她哥哥一起住,让他们赶紧把孩子带走。

幸好,巴布的养父母愿意领养比比。可比比仍然没有适应荷兰的生活。她不明白为什么必须在不累的时候睡觉,在不饿的时候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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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普霍尔机场,图片来自独立报)

“我的性格是,你可以逼我做任何事,但我不会改变我的本性。这对我的荷兰父母来说挺难接受,家庭生活不是很好。”

十几岁时,比比就离家打工,努力独立生活。她对荷兰有淡淡的疏离感,好像自己不属于这里。

她也不再挂念亲生母亲。“世界儿童”慈善机构告诉她,是亲生母亲不想要她,她才来到荷兰的。
对比比来说,生母是心中的一根刺。

(比比接受媒体采访,图片来自NOS)

1993年的某天,比比在酒吧打工时,收到一封信。
这封信的发信处正是孟加拉!

写信的人自称为她生母代笔,她说她从未想过将孩子们交给其他人抚养,更没想让他们出国。
生母希望和比比、巴布团聚,求他们来孟加拉见见她。

“我很吃惊,可是当时没有互联网,没法查证。”比比说,“我联系了世界儿童机构,他们说我生母在撒谎,她是对当年抛弃孩子感到羞耻才这么说的。”

“我想去孟加拉看看。但他们说那里很危险,还说我会被穆斯林视为不信教之人。更何况我怀孕了,去国外也不方便。总之,我当时年轻无知,听信了他们的话,就没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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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加拉首都达卡,图片来自独立报)

比比找位于达卡的律师调查此事,但给了钱后对方没有回应,渐渐的便放弃了。

内心深处,她认为这是对生母的惩罚。
当年说不要就不要了,如今又想母女团圆,这算什么?

来自孟加拉生母的信停了。几年后,比比专注于建立自己的家庭,淡忘了这件事。
直到2017年的夏天,一个好友发来纪录片的链接。

那个纪录片讲的是荷兰的收养丑闻:一个孟加拉男孩从小被人带到荷兰抚养,长大后寻亲发现,自己的母亲并没有同意收养,他实际是被骗走的。

(1971年到1984年,收养到荷兰的孟加拉儿童数量,图片来自卫报)

纪录片中有一幕镜头,一个老妇人拿着旧报纸展示新闻,标题写着“至少四名儿童失踪”。

配图是一张黑白照,比比看着很眼熟……

“我看着看着,突然意识到照片里的男孩是我哥哥,旁边那个小孩是我。我简直不敢相信!”

比比赶紧把自己的收养文件拿出来。她以前从未仔细检查过这些文件,但现在细读一遍,她发现文件把她的生日写错了,而且把她标记为“独自抵达荷兰”。

(比比举着自己的证件,图片来自NH新闻)

“一个瞬间,我突然意识到,我生母在信里说的是真话。我以前总觉得全世界没人愿意照顾我,没人想念我,但看着那些照片,我意识到……我的生母,她真的很想很想找到我。”

比比通过当年的寄信地址找线索,她找到了一个叫阿卜杜勒·卡德尔(Abdel Kader)的人。

卡德尔就是她的大哥。

他开口的第一句话就是当头一棒:“妈妈在2008年去世了。她是一个战士,从失去孩子的那一刻起,就努力想办法把你们带回来。”

卡德尔讲了一个辛酸的寻亲故事。

(图左为阿卜杜勒·卡德尔,图片来自脸书Stichting BNL 2021)

他的父亲在战争中死去,母亲萨米娜·贝古姆(Samina Begum)成为寡妇,独自带着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生活。

一家人住在达卡郊区的贫民窟,这里条件恶劣,人们全靠慈善组织救济过活。萨米娜也同样,她常常四处奔波,只为讨口饭吃。

1976年的秋天,卡德尔16岁,他的弟弟巴布5岁,妹妹比比4岁。

一群自称是荷兰公益组织TDHn的人找上门。他们告诉萨米娜,最近建了一个儿童之家,可以把最小的两个孩子送到那里照顾。

(萨米娜的照片,图片来自卫报)

萨米娜小心翼翼地拒绝了,她不想和孩子们分开。但TDHn的人不停上门,他们说儿童之家提供免费的食宿,还能提供教育,把孩子送过去多好。他们还强调,其他母亲都把孩子带过去了。

萨米娜有些不情愿,可她扛不住TDHn的压力,毕竟他们会发粮食。

她最终屈服了,不过她要求自己能随时探望,孩子们长大后也会回到身边。

TDHn表示同意,但没想到,刚过了一周就翻脸。

(位于达卡郊区的TDHn的大门,图片来自卫报)

萨米娜走到儿童之家想看巴布和比比,警卫不让她进去,到第二周,他们说儿童之家暂时关闭了。

到第三周,TDHn说孩子们被送到另一个地方抚养。萨米娜惊慌起来,要求立刻见到孩子,结果被警卫用枪指着威胁。

卡德尔和母亲一起去报警,可是当地警察不在意这种事,把他们像垃圾一样丢了出去。

“我们真的是字面意义上被人丢出来的。我们很穷,说的话很难被人认真对待。但妈妈毫不畏惧,她积极向律师求助,还找到记者在报纸上刊登新闻,发布了失踪孩子的照片。”

(比比和卡德尔的合影,图片来自脸书Stichting BNL 2021)

比比在纪录片里看到的黑白照,就是生母给记者的照片。

几年后,萨米娜听说孩子们被送到荷兰了,那个遥远到像在天边的国家。她没有能力去荷兰,也不会外语,只能继续在孟加拉发声控诉。

她发现被骗的人远不止自己一个。贫民窟里很多女性都把孩子送到儿童之家了,她们以为只是和孩子暂时分别,没想到TDHn把他们交给外国人养,成为新家庭的一员。

萨米娜把这些女子联合起来,组成母亲联盟,天天跑到TDHn办公楼外抗议。她们还对TDHn发起法律诉讼,虽然官司几乎没有进展。

(比比和村里人一起做饭,图片来自脸书Stichting BNL 2021)

“萨米娜非常勇敢。”同样被骗走孩子的塞伦·尼萨(Sayrun Nisa)说,“她知道如何发出最大的声音。她告诉我们,我们不能坐以待毙,我们必须努力让孩子们回来。”

之后几十年,萨米娜、卡德尔和受害母亲们一起推动案件,起诉TDHn,联系在荷兰的孩子们。

但她们悲哀地发现,政府和TDHn站在同一边。政府拒绝承认这个国际公益组织贩运儿童,甚至编造假报告,称母亲们都是自愿把孩子送走的。

萨米娜好不容易联系到比比后,因为没有收到回信,也郁郁寡欢起来。

(比比和同被荷兰家庭收养的孟加拉人合影,图片来自脸书Stichting BNL 2021)

卡德尔说:“妈妈是个坚强的女人,但长期和体制作斗争,对她造成很多伤害。她以前充满活力,很爱笑,但后来陷入抑郁,不再说话吃饭。”

“有些时候,我甚至认不出她来。在失去弟弟妹妹时,我也失去了妈妈。”

2017年,比比和卡德尔第一次通话,全程哭着聊完。

几周后,三兄妹在达卡机场团聚。比比惊讶于大哥和二哥长得几乎一模一样,连说话方式和穿着都一样。

她到村子里,每个人都出来热情地迎接她,说她长得有多像萨米娜。

“这真让我高兴。村里人都认识我母亲,有的还记得我。我也看到熟悉的河流,我记得小时候常在河边玩。”

(比比和大哥大嫂合影,背景是儿时熟悉的河,图片来自脸书Stichting BNL 2021)

没有人清楚多少孟加拉儿童在70年代被骗走。官方数据显示,1975年到1979年,仅荷兰就收养了454名儿童,还有很多孩子被送到加拿大、美国和英国。

几个和萨米娜同村的人告诉媒体,她们的孩子也被骗走了。

一个今年80岁的老太太说,她被骗将儿子交给自称为TDHn工作的男人,之后再也没见过他;
一个目击者称,他在1977年的夏天见到卡车把孩子们送走,父母在后面哭喊着追赶;
一个母亲说,她拒绝把刚生下的孩子交给TDHn,几周后,等她从厕所回来,发现孩子从婴儿床上消失了……

当年在孟加拉担任志愿医生的英国人杰克·普雷格(Jack Preger)说,他也亲眼目睹两个女子被带走孩子,她们在泥土中追赶、打滚,非常绝望。

(杰克·普雷格,图片来自卫报)

出于同情,杰克调查了此事,发现至少有25人被TDHn骗走孩子。他整理了名单和证词,想起诉TDHn的领导,反而自己被孟加拉国驱逐出境。

他保存原始资料50年,直到比比的案件曝光后,才终于被人重视起来。

TDHn否认所有指控。他们说从来没有做过儿童收养项目,骗孩子什么的更是无稽之谈。

不过,因为起诉的人太多,荷兰政府调查发现整个收养系统确实存在“大规模的伪造文件、贩运儿童、欺诈和腐败”,于是停止了荷兰的所有国际收养。

比比也选择起诉。2018年,她对荷兰政府、TDHn、世界儿童组织提起诉讼,指控它们参与针对她的欺诈性收养。

因为超过诉讼时效,法院一度撤销此案,但2021年荷兰政府的调查结果出来后,法院推翻这个说法,允许她上诉。

比比已经再次上诉,今年秋天能有初步结果。

今年4月,在卡德尔和比比团聚后几个月,他重病去世了。

“在他生命的最后三个小时,我一直在视频通话,看着他。”比比说,“他处于昏迷状态,但我还是和他说话,一边哭一边说。”

“我们所有人都失去那么多,真让我心碎。他是我和原生家庭唯一的联系。现在他走了,这种联系也要消失了。”

“调查这件事揭开了很多伤疤,带来很多痛苦,但我不后悔。我唯一的愿望就是想亲眼看看生母。她从未抛弃过我,她的努力没有白费。从小,我以为母亲不想要我,结果发现她一生都在寻找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