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为儿童福利慈善机构“家庭权利组织”工作的安吉拉，因在儿童和家庭福利工作中的突出贡献受到表彰，被授予大英帝国员佐勋章。
授勋的时候，安吉拉一家拍了这张合影，丈夫和女儿都为她感到骄傲。
（安吉拉和丈夫女儿）
但很多人想不到，“孩子”和“家庭”曾是安吉拉的痛处。
因为在20多年前，她曾被认定为不适合抚养小孩，两个亲生儿子都被带走找领养。
比较特殊的是，安吉拉既没有虐待孩子，也没有把他们丢下不管，她也有不得已的苦衷。
“大多数人跟我曾经一样，都觉得亲生母亲一定是做了一些极其恶劣的事，才会让我们的孩子被带走。”
“我和其他人一样，看到那些因为社工没有及时介入，让孩子遭受父母可怕对待的悲惨故事，都会感到非常痛心。”
“但是，社工的介入也不总是因为孩子遭受虐待或严重的忽略。”
“我希望我的经历能向大家说明，我们这些身处极度悲惨境遇的人的故事，是多么的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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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很多在“泥潭”中挣扎的人一样，安吉拉的成长经历也颇为坎坷。
她在英国东北部长大，小时候就经常被亲爹殴打，不是用皮带就是用拖鞋。
19岁那年她离开家，自己外出打拼，从那以后跟父母几乎就断联了。
1998年，23岁的安吉拉怀孕了，她的悲剧也是从这时开始的。
当时的男友不想为这个孩子负责，选择抛弃了安吉拉母子。
安吉拉接受剖腹产生下大儿子，几天后，她一个人带着儿子回家。
在她最需要照顾和帮助的时候，身边却一个帮手都没有，安吉拉只能拖着虚弱的身体，一个人带娃。
因为修养得不好，她肚子上剖腹产的伤口又裂开了。
“我的内脏从伤口里掉出来，我穿着睡袍，把它们捡起来，裹在睡袍里，打电话叫救护车。”
“我被紧急送往医院，医生们救了我一命。”
这件事让安吉拉的身心备受创伤，她无法一边养伤一边带娃，只能向当地政府求助，希望政府能在她出院回家之前，帮忙照顾孩子。
政府指派了一名负责家庭支援的工作人员来帮她，安吉拉说，这名社工帮助她扭转了人生。
在工作人员的帮助下，安吉拉成功给儿子找到了托儿所，在当地一所大学申请了法律课程，还找到了一份律师助理的全职工作。
她的工资足够支付房租，还能攒下一些为将来买房付首付，有房住、有工作、还有孩子，安吉拉有了奔头，生活一点点好起来。
这样的日子只持续了一年多，安吉拉又遇到了人生的一个大坎，这次是因为，她遇到了一个有毒的伴侣…..
（安吉拉）
大儿子19个月大时，安吉拉认识了一个“善良又迷人”的男人A。
“他给了我很多关心和同情，这是我以前在恋爱关系中从没体验过的。”
“他能逗我笑，对我儿子也很温柔。”
不久后，安吉拉同意A搬进她家，没想到同居之后，A开始慢慢原形毕露。
他变得控制欲超强，总想知道安吉拉在哪、跟谁说话，还平白无故地指责她跟同事有一腿。
“他搬进来没几个月，一切都崩溃了。”
有一天，安吉拉突然收到被退租的通知，房东要求她马上搬出房子。
她很诧异，因为她一直在按时交房租，到这时她才知道，是男友A在她面前假装把钱给了房东，但实际上却把房租偷走了，甚至把房子的押金也骗走了。
也是在这时，安吉拉才知道A是个瘾君子，吸过海洛因，也戒过毒，但最近开始复吸，他把偷走的钱都花在了嗑药上，就连安吉拉剖腹产恢复期用的可待因止痛药，都被他偷走了。
安吉拉感觉天都塌了：“为了偿还房租，我已经没有足够的钱送儿子去幼儿园，这意味着我要自己带娃，没办法去工作。”
“我失去了工作、房子和车，一切都没了。”
男友A一个劲儿地道歉，承诺会以他的名义租一套政府廉租房，只要安顿好，他就会去戒毒所。
面对男友的哀求和示弱，安吉拉同意再给他一次机会，但她的心软把自己推向了深渊。
因为止痛药都被A偷了，安吉拉只能找家庭医生重新开药，但她之前已经按最大剂量拿了药，医生拒绝再给她多开药。
就在这时，A怂恿她试一试海洛因。
“我当时疼得厉害，根本没办法动。”
“所以我决定吸一点海洛因，想着只是用来缓解疼痛，拿到止痛药后就不用了。”
“但海洛因的作用机制可不允许，不知不觉间，我已经对它产生依赖性了。”
“最让我难以接受的是，我辜负了我的儿子。”
刚染上毒瘾，安吉拉的头脑还算清醒，她迫切希望改变生活现状，于是又一次联系了社会服务部门，希望曾经那名天使一样的工作人员能再来帮帮她。
但这时，该部门已经不再专门雇人做家庭支援工作，他们给安吉拉指派了一名社工，这位社工督促她戒毒，但没有提供任何具体的帮助。
安吉拉当时一边尝试戒毒，一边生活在男友家暴的恐怖阴霾中，不久之后她就支撑不住，精神崩溃了。
在她住院治疗期间，当时3岁的大儿子第一次被送进临时寄养家庭。
安吉拉这次出院后没多久，她发现自己怀孕了，一开始男友A不想要这个孩子，选择一走了之。
怀孕让安吉拉上了强制戒毒名单，通过在孕中期接受美沙酮戒毒，她总算摆脱了毒瘾。
而且，在二胎出生前4周，政府终于允许她的大儿子回家，让安吉拉非常高兴。
（2003年，安吉拉和两个儿子的合影）
就当生活再一次朝着好的方向转变时，A回来了，故技重施向安吉拉道歉，说当初抛弃她，是他的爸爸就是在他婴儿时期抛弃了他，这让他对“当爸爸”很害怕。
安吉拉仍然没吸取教训，又一次心软了。
后来，她的二儿子出生了，6周之后因为部分胎盘残留在子宫里没能排出，安吉拉遭遇感染性休克，又进了医院。
医生好不容易把她救回来，可她回家没多久，就被家暴的男友A从楼梯上推下来，导致肋骨和拇指骨折。
这次，安吉拉终于忍不了了，她跟A提出了分手，还向法院申请了禁止令，以防被骚扰，如果他靠近她或孩子，就会被逮捕。
但安吉拉上报的这些情况，也让政府觉得，她家的环境不适合两个孩子生活。
社工给她带来一个坏消息——她的孩子们已经上了“高危名单”，因为她没能保护他们，让他们看到了她被A施暴的场景。
安吉拉不得不签署一份协议，如果她允许前男友A再靠近两个孩子，孩子们就会被立刻带走。
但A可不管这些，在接下来的一个月，他仍然会赖皮赖脸地来找她要钱。
因为安吉拉住的廉租房是以A的名义租的，她不能随便换锁，所以A可以自由进出，禁止令对他来说形同虚设，他还很鸡贼，总是晚上才来。
“我半夜醒来，他站在我面前，说‘给我钱’，不然就要告诉他们他来找过我，让我失去孩子。”
因为A总是晚上来，警方抓不到他违反禁令的证据。
安吉拉很无奈，她恳求社会服务部门，帮她和孩子找一处他找不到的地方住。
但是第二天，她等来的不是帮助，是一名社工和两名警察。
他们是来向她宣布，她的两个孩子要被带走，送去临时寄养，因为安吉拉承认前任来过她家，而她“没能保护孩子免受前任伤害”，这违反了她签字的协议。
虽然安吉拉从没做过伤害孩子的事，也总是让他们吃饱穿暖、干干净净，但孩子还是没保住……
（安吉拉）
那是2004年，29岁的安吉拉永远不会忘记那个阳光明媚的7月天。
她亲手把两个儿子放在社工的车里，跟他们挥手告别，那时他们一个5岁，一个只有14个月。
“我隔着车窗对儿子们说了最后一句话，‘妈妈爱你们，我很快会给你们写信’，然后他们就走了。”
这一刻，安吉拉的心都碎了，她知道从此以后可能再也见不到他们了，社工的车一开走，她就两腿一软，摔倒在地。
“我的心太疼了，我真的不知道自己是怎么站起来的。”
“我在床上躺了好几天，恨不得死了算了。”
接下来的一年里，她一直会去探望两个儿子，并接受心理评估，试图把他们接回来。
但心理医生的报告上说，她需要至少18个月（通常规定是12个月）的治疗，才能胜任“抚养孩子”这件事，而她的孩子将被人收养。
“我彻底崩溃了，变得非常沮丧。”
“我不再接电话，不再参加联系会议，因为看到儿子们让我太痛苦了，而且也没人关心我。”
（安吉拉）
安吉拉曾试图自杀，后来有人帮她联系了一家妇女庇护所，她接受了。
最终她被说服，以书面形式同意两个孩子被收养，因为她当时已经没有力气继续抗争了。
接下来几个月，她开始参加过渡课程，
“我想再剩下的时间里，跟他们留下一些珍贵的回忆。”
分别的日子临近，安吉拉脑子里一直在想，该怎么跟5岁的大儿子解释，他们母子很快就要永远说再见了。
还没等她想好，大儿子却先开口了，他拉着安吉拉的手说，
“妈妈，你最好坐下，我有一个坏消息要告诉你。”
“不是下周就是下下周，就是你最后一次见到我们了。”
“你一个人没事吗？”
即使是现在，回忆起那天的情景，安吉拉还会泪流满面……
（安吉拉和大儿子）
在两个儿子被带走后，安吉拉没有再犯糊涂，终于决定重头再来。
她从英国东北部搬到了诺福克，在那里遇到了现在的丈夫保罗，他在一家食品生产企业当技术主管。
这次，安吉拉终于找到一个正常的、有责任心的伴侣，他们在婚后又生了一个女儿。
为了不让女儿受到任何调查，在怀孕期间，安吉拉主动联系了社会服务部门，告知了自己的经历。
经过评估，该部门认定他们家不存在威胁儿童安全的问题。
（安吉拉）
虽然有了女儿，但安吉拉还是每天都会想念被领养的两个儿子。
她和儿子们经常通信，每年都会给他们寄照片。
大儿子十几岁时，他的养母写信来说，他们一家要搬到澳大利亚生活了，以后不太容易联系了。
虽然心里不好受，但安吉拉还是把孩子的意愿放在第一位，之后好多年，她和大儿子断联了。
2020年12月，安吉拉意外收到一封政府的电子邮件，说22岁的大儿子想联系她，给了她一个电邮地址。
安吉拉忐忑地给大儿子发了一封信：“我非常高兴能跟你联系，不是出于压力。”
很快，大儿子就回信了：“嗨，妈妈，这可等了好久啊，不是吗？”
“我简直不敢相信，他又回到了我的生活中，还叫我妈妈，”安吉拉笑着说，眼睛里都闪着光。
从那以后，大儿子一直会定期跟她联系，这给安吉拉带来了“超乎想象的快乐”。
去年10月，大儿子和妻子来看望安吉拉。
“在和他拥抱告别的20年3个月零14天后，我又和他拥抱着打招呼了。”
“无法用语言形容，那一刻对我来说有多美妙，我做梦也没想到。”
“就感觉像这是世界上最自然的事。”
更让安吉拉高兴的是，大儿子和女儿的关系也不错。
跟大儿子不同，二儿子不想再跟安吉拉联系，安吉拉完全尊重了他的意见……
（安吉拉、大儿子和女儿）
这些年，安吉拉有了幸福的家庭，已经戒毒20来年，现在从事儿童和家庭福利方面的工作，也做出了一番成绩。
之所以分享自己的故事，她希望能让人们意识到，并非所有被剥夺监护权的妈妈都是虐待狂，其中有些人是因为遇人不淑或受环境影响，她们并不想失去孩子，她们需要的是适当的帮助。
（现在的安吉拉）
“我知道很少有人同情像我这样的父母，但对所有母亲来说，失去孩子是最艰难、最痛苦的事。”
“我愿意付出一切来亲自抚养我的儿子，但我当时没有能力或支持，来保障他们的安全。”
“我知道他们担心我的孩子，是因为他们知道，我的伴侣会家暴，而且我们都嗑药。”
“但我需要的是帮助，能让我远离他，戒掉毒品，并抚养孩子。”
“他们的问题在于，把我当成了问题本身，觉得孩子应该远离我，而不是向我提供恰当的帮助，让我成为那个解决问题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