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的一家博物馆，
制片人 Avi Merkado来来回回翻看着藏品目录，似乎在寻找什么重要的东西。
不久前，他接触到一个犹太年轻人，对方给了他一份几十年前的录音，里面反复出现的“纳粹”“犹太”“复仇”等字眼勾起了他的兴趣。
他迫切地想知道录音带背后的故事。
但遗憾的是，这份录音显然只是故事的一个小部分，还有更多录音，散落在不为人知的地方……
所以，Avi跑到当地的博物馆寻宝，没想到，几经周折，竟然真的让他找全了这份一共10卷的录音。
令他意外的是，这份古老的录音，竟然藏着一群犹太年轻人策划杀死600万德国人，为大屠杀中惨死的犹太同胞复仇的故事……
根据博物馆和录音中提供的资料，Avi找到还在世的“复仇者”及他们的后代，拍摄了纪录片《大屠杀：复仇计划》（Holocaust: The Revenge Plot）……
一个精彩纷呈却也令人落泪的故事这才从历史的尘埃中 ，清楚地浮现在大众面前……
几个犹太人的逃亡
故事开始于1941年，
当时，纳粹在立陶宛首都纽尔维斯附近的波纳利（Ponay）对犹太人展开屠杀。
消息传到纽尔维斯，23岁的犹太学生Abba Kovner愤怒又恐惧，他觉得犹太人不能任人宰割，一定要反抗，反抗。
经过一段时间的筹谋，1942年1月1日，他把犹太人封锁区的反抗力量聚集到一起开会。
“维尔纽斯的犹太人不能像待宰的羔羊，乖乖地走进屠宰场，我们必须反抗……”
但具体该如何反抗纳粹的暴行，这群手无寸铁的年轻人也毫无头绪，只有满腔怒火伴随着希望在熊熊燃烧。
1943年9月，纳粹对欧洲犹太人的大屠杀方案“最终解决”（The Final Solution）推进到维尔纽斯，
纳粹为掩人耳目，称要把他们转移到附近的劳工营。
当时才19岁的Rachel Glicksman也在这批即将被转移的犹太人当中，
“我们接到犹太警察的通知，说我们已经被包围了，这里马上要被推倒，让我们赶紧收拾东西，然后到大门口集合，转移到东边的劳工营。
但我们根本不相信他们的鬼话，大家心里都明白，我们即将像羔羊一样被杀害……”
聚居区内以Abba Kovner为首的反抗力量不甘心送死，他们想利用转移前短暂的机会逃跑。
遗憾的是，时间太宝贵，只有那些偷藏了武器且有力量反抗的人，能够逃走。
为此，当时才18岁女孩Hasia Warshawski不得不放弃了自己年迈的母亲。
“我们只有10到15分钟时间跟家人告别，我吻了吻母亲的脸颊，但她并没有回我以吻，
我总觉得她在怪我，这也是我最后一次见我妈妈……”
所以，她的内心终其一生都伤痕累累，从未跟人谈及此事，就连这次接受纪录片的采访也只是通过电话，并没有露面。
1943年9月23日晚上，逃亡开始。
几个年轻人钻进下水道，在里面摸索前进。
Warshawski回忆逃亡的那天晚上。
“我永远不会忘记那天晚上……污水里漂浮着粪便，我们只好把武器高高举起，免得打湿……
从下水道爬出来之后，我满脸都是粪便，外面下着很大的雨，把我身上的污物冲洗干净……”
随后，他们钻进附近的森林，先是加入游击队，后来又进入俄国军队，开始了枪林弹雨的生活。
复仇的种子被播下
1944年，他们跟随部队以胜利者的身份重返维尔纽斯，
却发现原本居住在这里的八万多名犹太人，被杀得只剩下几千。
Warshawshi的父母兄弟全都丧生，
另一名犹太战友Joseph Harmatz也失去了兄弟和父亲，
Kovner的母亲被纳粹枪杀，
当时的他们虽然因为失去亲人悲痛欲绝，但万万没想到，
这不仅是个人的悲剧，更是整个犹太民族的大灾难……
得知整个欧洲犹太人都遭受厄运，看见他们被屠杀的照片后，这群年轻人出离地愤怒和悲痛。
据Kovner的儿子回忆，
“大屠杀的消息深深地影响了我的父亲，他的整个世界颠倒崩溃，甚至为此濒临疯狂错乱的边缘，他骨子里有把火在燃烧……
也是从那时候开始，他心里播下了复仇的种子。这场复仇不是为了自己的父母，而是为了所有遭受厄运的犹太人。”
招募“复仇者”
从那以后，Kovner开始刻意在失去亲人和家园、漂泊无依的犹太人当中寻找志同道合者。
他给自己的组织取名叫Nakam，意思是“复仇者”，
其中，有一个名叫Leopold Wasserman的21岁年轻人，绰号Poldeck.
他是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幸存者，接受采访时，他饱含热泪地回忆道：
“仇肯定是要报的……我从集中营里被杀害的犹太人的眼里看到，他们想要我去复仇，根本不用想……
复仇是我最重要的任务，个人的生死有什么要紧呢？”
Simcha Rotem，绰号Kazik，也是被招募的复仇者。
他曾在犹太人封锁区里待过，亲眼看见无数人在街头被活生生地饿死。
“封锁区特别可怕，非常拥挤，人挤人……有人被活活饿死，倒在街头。
有一天我走在街头，听见有婴儿的哭声，我循着哭声找去，是一个死去的女人抱着自己的孩子……”
“你说这种情况我该怎么办呢？该怎么办呢……”
这些内心燃烧着复仇怒火的年轻人，构成了复仇组织的核心成员。
准备复仇
1945年4月初的一天，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Knover把几个核心成员召集到一起开会。
他公布了一个近乎疯狂的复仇计划——
纳粹屠杀了600万犹太人，那就以牙还牙，以眼还眼，杀死600万德国人给他们复仇。
这项计划将会杀死大量无辜的人，但Poldeck回忆，当时大家都被仇恨蒙蔽，根本没有考虑这么多。
“我们当时觉得，既然纳粹杀害了犹太人的孩子，那我们也可以杀死他们的孩子……”
所有人都举手表决，以手击桌表示同意。
此后，Knover一边制定复仇计划，一边图谋扩大队伍。
不久之后，一支特殊的英国军队来到意大利，这支队伍之所以特殊，是因为里面有一整个小分队全是来自巴勒斯坦的犹太人。
他们虽然没像欧洲的犹太人一样经历恐怖的大屠杀，但恐惧和愤怒却让他们感同身受。
之后，陆陆续续听见大屠杀幸存者讲述的故事，他们也一心想要复仇。
队伍中的部分犹太士兵联合起来，猎杀曾经的纳粹分子，前前后后，他们大概杀死了100名纳粹。
Knover跟他们讲述了自己杀死600万德国人的计划，希望双方合作。
但犹太士兵表示，冤有头债有主，他们只猎杀有罪的纳粹，不伤害平民。
Knover的计划太过疯狂，他们不愿参与。
到1945年9月，虽然复仇计划还没有成形，但Knover领导的复仇者组织已经渗透到欧洲各地，
总部就设在法国巴黎。
在他的队伍当中，奥斯辛威集中营幸存者Poldeck专门负责为组织提供资金。
“纳粹曾经逼着集中营的劳工大量制作假的英镑钞票，试图以此摧毁英国经济……
所以当时我就收购假钞，然后带到意大利的黑市出售，赚取差价。”
Plan A: 水中投毒
1945年年底，Kovner终于敲定了复仇计划。
他打算在汉堡、纽伦堡、法兰克福和慕尼黑这四座城市的供水系统中投毒，
这样才能造成大规模伤害，实现他杀死600万德国人，为犹太民族复仇的愿望。
但从哪儿去弄毒药，一直是个难题。
“想找到无色无味，杀伤力大的毒药并非想象中那么简单……”
为此，Kovner来到以色列求助。
在以色列的特拉维夫市，他遇见了著名的犹太化学家，也是后来的以色列总统Chaim Weizmann.
他听完Kovner的复仇计划，深表理解和同情，
“年轻人，如果我跟你一样的年龄，我也会这样做的……”
Kovner借此机会，表明自己需要毒药和金钱。
Weizmann把他推荐给另一位化学家，Ephriam Katzir, 他后来也成为了以色列的总统。
Katzir帮Kovner调配了符合要求的剧毒药物。
1945年12月14日，他穿上英国军队的制服，乔装打扮离开以色列，毒药就装在随身的炼乳罐子里。
而此时，纽伦堡的复仇者已经成功打入水务系统，只等Kovner带着毒药到达，就可以展开复仇计划。
然而左等右等，毒药没等来却等来一封急信。
信上说，Kovner被逮捕，为避免证据暴露，他只能把毒药扔进了大海。
在水中投毒的计划因此搁浅。
回忆往事，当时潜伏在慕尼黑的复仇者Ideck依旧非常愤怒，
“我把生命和灵魂都奉献给了复仇事业……结果Kovner被人出卖，只能把毒药扔进大海……”
究竟是谁出卖了Kovner，大家一直没有查清，到现在都依旧是个谜。
Plan B: 毒面包
在被逮捕之前，Kovner就设置好了万一失败的备用计划，Plan B.
跟无差别杀死600万德国人的Plan A不同，Plan B针对的人群更加明确——
大屠杀的刽子手，纳粹党卫军。
Kovner雄心勃勃，他想杀死的纳粹党卫军不是一个两个或者是一两百个，而是上万人。
所以这次，他还是打算投毒。
当时，许多纳粹党卫军都被关押在集中营里，等待审判。
负责纽伦堡地区的复仇者Joseph Harmatz经过打探，
发现纳粹的食物全部都由美国人提供，
只有面包，是集中营里的烘焙店自己制作的。
所以，要想投毒，他们必须先打入烘焙店内部。
他们计划应聘成为烘焙店的帮工，然后找机会投毒。
当时，复仇组织的一把手Kovner被捕入狱，二把手Pasha Reichmann负责实施Plan B.
他把成员分为2个小分队，分别负责2个不同的集中营。
其中，位于慕尼黑的达豪集中营主要由复仇者Kazik和Ideck负责，
位于纽伦堡的Stalag 13集中营则由Joseph Harmatz和Leibke负责。
凭借之前做烘焙的工作经验，两边的成员都顺利进入烘焙店。
他们摸清情况后，计算出毒药的用量，计划两边同时下手，毒杀这些万恶的纳粹分子。
一切准备就绪，令人头疼的问题又来了——毒药从哪儿来？
据Poldeck回忆，
“我们的组织中有一名来自纽尔维斯的工程师，他能够接触到皮革厂的砒霜，他从巴黎给我们送来了毒药……”
他们计划1946年4月13日投毒，
但就在这个节骨眼上，潜入达豪集中营的复仇者被发现，那边的投毒计划只能中止，复仇者被迫紧急撤离。
谈起往事，复仇者Kazik依旧觉得懊恼，
“我们接到通知，说我们已经暴露马上撤离……干嘛不直接给我们毒药呢？只要几个小时，我们就能得手然后撤离……”
孤注一掷
所有的希望都押在了潜入Stalag 13集中营的成员Leibke身上。
Leibke在2000年的时候就已经去世，但在录音中，他讲述了自己是如何偷运毒药的。
“毒药藏在3个热水袋里，我把它们藏在裤腰里，然后整理好，趁着上夜班的时候带进烘焙房，藏在地板下……”
1946年4月13日，Leibke和另外两名复仇者趁着警卫换岗的空隙，潜进烘焙房。
他们把砒霜倒进桶里，跟胶水混合，然后用刷子薄薄的涂一层在面包底部。
“我负责拿起面包，另外的同伴负责涂毒药……”
“到大概凌晨3点或者更晚的时候，我们一共涂了2200个面包……我们非常激动，相互拥抱亲吻……”
“随后，我们听见有人过来，我们马上把装毒药的东西藏起来，自己也找地方躲好……
守卫查看情况后离开，我们也从后院逃走……”
第二天早上，面包按照惯例送进集中营。
为了得知纳粹的伤亡情况，Pasha派出组织的女性成员Rachel Glicksman去集中营门口打探情况。
据她回忆，
“Pasha让我去打探行动的结果，他说如果我被逮捕的话，他们会说不认识我，问我明白了吗……”
好在，行动没有想象中那么凶险。
“我在栅栏外遇见很多来打听自家丈夫情况的女人……救护车进进出出，我很开心，以为我们成功了。”
但后来他们从媒体报道中得知，有2000多名德国士兵中毒，但没有一人死亡。
不过，以色列史学家Micheal Bar-Zohar经过调查后认为，
“Plan B很可能毒死了100多名纳粹分子，但政府害怕事态扩大引起恐慌，所以掩盖了真实的数据。”
成功投毒之后，复仇者们收到一把手Kovner传来的消息，
“停止杀戮，去以色列建设我们的新家园。”
于是，这群复仇者混在4000多名犹太难民中，搭乘轮船来到以色列的海法市。
Glicksman还记得到达海法的那天，
“当时是夜晚，灯光璀璨，四周悄寂，我们听见了自己脸上泪水滑落的声音……”
内心千疮百孔的复仇者们，这才真正安稳下来，在战后的岁月过上平静的生活……
往事重提
1985年，复仇者的一把手Knover因为癌症去世。
在离开世界之前，他和自己的同伴讲述了那段为犹太同胞复仇的激烈往事，并将其保存下来。
后来，Knover的孙子搬进他曾经住过的房子，把里面的东西都捐给了以色列的一家博物馆。
机缘巧合之下，电影制作人Avi Merkado辗转接触到这些尘封已久的录音，
并根据其中的故事和对还在世的复仇者的采访，拍摄了这部纪录片……
由此，这段传奇的往事才出现在公众面前。
犹太人的切肤之痛，没有经历过的人永远无法体会。
不过，以牙还牙，以眼还眼，杀死600万无辜德国人为冤死的犹太人复仇，这种激进的做法跟纳粹没什么两样……
好在Plan A最终失败，而Plan B也让集中营里的德国人付出了应有的代价……
这群勇敢的复仇者，最终获得内心的平静，过上了正常人的生活……
Ref：
http://www.dailymail.co.uk/news/article-5291029/Tapes-reveal-Jewish-revenge-plot-kill-six-million.html
